短视频及其罪过之限度

短视频使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下降、短视频毒害青少年、短视频使人“脑腐”、短视频使我们无力保持专注、短视频使我们无法如从前那般拥抱复杂而遥远的事物 …… 对短视频的指控清单可以毫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仿佛短视频应当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化沦丧与肤浅负起最主要的骂名一般。甚至，这已成了那些不刷（不屑于刷）短视频的文化精英们的共识。

前些日子，我写了篇随笔，叫做“为通俗生活一辩”。短视频毫无疑问构成了当代通俗生活的核心组件之一。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短视频的确是有“罪”的。然而，目前弥漫着的对短视频的敌意，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被短视频荼毒已深的现代人，只能处理清晰、直给的东西”。这种敌意也常以一种总体面目出现，它混杂地指向着电子屏幕、社交媒体乃至一切被认为是在削弱我们主体性之丰富程度的现代技术，而短视频恰好占据了这个庞大靶心上最为显眼的位置。在前引这种论断中，短视频与现代人都同时被整体性地否定了。但此中使我疑虑之处在于：短视频是否过分地承担了自己本不应担的罪过，乃至于已经成了某种亏欠的替罪羊？我们是否太过急切地意欲在短视频的散播与自身注意力结构的变化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却忽略了更为复杂和立体的诸现实？

简言之，我既不认同短视频会普遍地导致“深度思考”能力下降或“脑腐”的论点，也无法完全同意将短视频带来的注意力碎片化现象视为一种纯粹丧失的说法。于我而言，在这些最为流行的这些论调里，存有两个一叶障目的混淆：其一为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混淆；其二是对“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和“注意力结构变化”的混淆。我就将从这两方面论证短视频之罪的限度。不过，由于作者本人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所以这方面的文献也均是我在 chatGPT 的帮助下完成阅读与理解的。感谢 AI。同样地，也恳请读者诸君勿将下文中提及的科学内容视为科普或学术研究。另外，本文在各种意义上都不能被视为一篇学术论文。

一、因果性与相关性之辨析，与一些历史考察

首先要说的是：相关性仅仅能够描述现象的共时性关联，也即它只能说明 A 与 B 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统计学联系。在论证短视频成瘾与诸多负面现象的关系时，相关性研究的根本局限之一在于，其无法揭示潜藏的混杂变量；其二则是无法解释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当然，要寻找短视频成瘾和注意力控制能力下降之间的相关性之证据，可谓比比皆是，根本无需我再多费唇舌。换句话说，现有的文献与科学研究已经足够证明：高密度地沉溺于短视频的确与我们注意力结构的整体性变迁相关，也与我们的分析性思维能力降低有着某种关联。这种文献上的科学共识，也是短视频危害论者最常抬出来的论据。但是，如果以此就认定是短视频“导致”了这些现象，则必须慎之又慎。

需要说明，目前绝大多数的危害论研究均属于横断面研究，即在单一、特定的时间点上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且往往又极其依赖被研究者的自我陈述。这种自我感受并非总是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可靠，就像我们总“感觉”是短视频导致了自己思维懈怠，而我要力图证明并非如此那样。并且，若我们真的去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研究者们在自己的论文中也会明确警告：我们不应从相关性数据中轻率地推断它们的因果关系。^[1]当然，亦有研究试图证明个中的因果性。比如尼古拉斯·巴顿（Nicholas Barton）和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yth）通过设计对照试验的方式试图证明：刷短视频时快速切换视频情境的行为的确会导致人们事后完成计划性任务的记忆能力。^[2]但至关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长期大量消费短视频，会造成我们复杂任务处理能力的永久衰退吗？

在这方面，有个耸人听闻的词：“脑腐”。它甚至被牛津大学出版社评选为了 2024 年的年度词汇。我并不否认此词背后的价值观与其意欲传递的担忧，但它绝非一个严肃的科学诊断。“腐”字总暗示着某种不可逆的、永久的损伤，还召唤着我们感官上对腐臭之物的生理性厌恶。短视频危害论者也往往以为，对短平快刺激的频繁接受，会导致我们大脑前额叶皮层关键区域的灰质体积减少。但是，首先，正如我刚刚所说，横断面研究中得出的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其次，它也忽略了时间维度的存在。也就是说，前述如巴顿与史密斯的这类研究，只能说明这一影响的当下性，而无法证明这种影响之持久。甚至于，即使那些能够在短视频成瘾与认知能力下降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干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仍然非常有限），也得出了一些有悖于危害论者直觉的结论。比如，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等人的实验反而证明了神经的可塑性：由于屏幕使用时间所带来的认知或行为上的变化绝非永久性的，而更接近于一种适应性状态，它完全可以经由某些对抗性的行动得到恢复。^[3]换言之，大脑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损伤的静态器官，而是一个能够持续地根据经验和环境需求来动态地调整其功能的系统。大脑可以为了适应短视频带来的频繁分心环境而被塑造，但也可以经由某些反向措施而被再次重塑。这点，已为一项工程量极为浩大的纵向研究——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研究（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BCD Study）——所证明^[4]。而且饶有趣味的是，ABCD 研究的数据说明了：以有问题的方式使用媒介，其对主体的影响远比媒介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更大。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用户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模式，而非单纯的接触时间。

再者，一个现代人，本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刷着短视频无所事事，却又在另一时段内以其极大的专注投入对《伊利亚特》或《李尔王》的阅读与省思中。指责现代人因沉溺于短视频而丧失了接受后者的能力，既无视了时间维度上人之行为的可变性与适应性，也不恰当地将指控对象从部分人那里扩张到了全部人群中。依迪丝·汉密尔顿就在《希腊精神》里称赏过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在这样的时代里，“从崇高到荒唐只有一步之遥”。伟大的悲剧与伟大的喜剧往往相伴而生，并拥有同一批观众。那些能为《李尔王》和《俄狄浦斯王》中的崇高感喟不已的观众，同样能够欣赏福斯塔夫的插科打诨与阿里斯托芬的滑稽剧。对汉密尔顿而言，这恰恰证明了其精神世界的强健，乃至于他们可以同时容纳人类经验中的两个极端：彻底的痛苦与忘我的欢乐。就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当代人的主体性究竟是丰富还是疲弱？恐怕没有哪个时代能比我们今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没有哪个时代，其中荒唐与崇高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却又如此遥远：一个人可以在上一个视频中思考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而又刷到下个视频被 MBTI 笑话逗乐；然而，他上一秒接触到的世界与其下一秒接触的世界，就其自身而言却又绝对不可通约——或者说，仅在这个接受主体的意义上才具备某种暂时的可通约性。

此外，我不知道危害论者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究竟是那些本就需要短平快刺激的人在消费短视频，还是因为刷短视频导致了他们更倾向于短平快的内容？也就是说，其中可能存在变量与因果混淆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如去问：那些喜欢在空闲时刷短视频的人，在没有短视频的年代里，又在做什么？我更倾向于以一种更多元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比如，一个睡眠不足的打工人劳碌整日后，其精力已被恼人的领导与工作分去大半，他/她实在无暇再去进行什么“深度”思考。这时，短视频的确是一种最易得的消遣方式。顺着这个思路，若我们意欲将短视频问题化，则一个更应追问的问题是：是某种既有的（心理）问题导致了有害的短视频消费行为，还是后者导致了前者？至少，已经有一些纵向研究表明，对于表现出抑郁症状的人来说，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可能是双向的^[5]。且那些天生控制注意力能力较差的个体，也更倾向于自我选择进入刷短视频这样充满刺激的多任务环境。单一、持续的任务（譬如阅读）往往需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抑制干扰，而短视频提供给他们的频繁刺激反而让其感到更为舒适。^[6]

那种试图于短视频泛滥与各种认知损害的效果之间建立直觉性因果关系的做法，在心心念念于批判当今人们思考能力的弱化时，也很难摆脱一个预设：存在一个黄金时代（“前短视频”时代），其中的人们既能够专心地做每一件事情，也普遍具有沉思的能力，更乐于拥抱复杂而遥远的事物。然而，无论哪个时代，能进行这种沉思的人都未曾占据数量上的主流。甚至可以说，一个全民普遍沉迷于衰退论者所寻求的那种深度思考的社会是可畏的。从历史上看，每种新媒介出现时，忧虑也往往伴随而来。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斐德罗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大肆抨击文字的发明：“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像无所不知，而实际上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7]即使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前现代社会中，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些文学也并非人人可及。它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仅仅属于士大夫文学的范畴，即那些以知识立身的精英，又为着精英而创作的文学。朱刚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对此有一番令我连连赞叹的分析。简而言之，“近世”以来兴起的庶民文学与庶民文化，其生成机制与审美标准皆与士大夫文学迥然不同，我们却往往误以为后者就是当时民众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构成来源，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

譬如，在庶民文学中，作者往往并不以可辨识的个体身份存在。流传于民间的白话小说、演剧剧本、说唱唱本，是依靠一个庞大而匿名的作者集群才得以散播的。他们共享同一套故事与人物形象，也因之接受了同一套价值观念和文化记忆。说唱、演剧这些庶民文学基本完全依赖口头表演和商业运作，说书人的生计直接依赖于听众的捧场，这些庶民文学的内容也会因之而动。对这些在庶民文化中生存的人们而言，孙悟空、诸葛亮、宋江、薛仁贵这些人物均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而不似我们今天这般用“《西游记》的世界”、“《水浒传》的世界”将之分割。以这种方式，通俗小说几乎完整地重构了整个唐宋史。这种民间历史虽然与正史大相径庭，却为庶民提供了一套理解过去的叙事框架。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世界观、伦理观正是由这些相对于士大夫文学而言“短平快”的戏剧、说唱、小说塑造的，比如：“对于‘近世’庶民社会来说，《西游记》才是把那么多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的常言俗语集合起来的，而且它为每一条俗语提供了应用的范例，几乎可做庶民生活的教科书。”^[8]同样重要的是，朱刚老师也认定了：“对于庶民社会来说，它们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意义上的‘文学’，而更类似于古代神话之于原始部族，几乎就是其精神生活的全部。”^[9] 换句话说，这些口耳相传的庶民文学并非士大夫笔下的消遣余事，而就是庶民们的生活本身。俗文学长久以来一直没能以恰当的方式被对待，但这不代表它们未曾真切地主宰过一个时代的百姓的生活。同样也需要看到，这种以混杂性立身的俗文学，虽然后来也因士大夫们的修订而进入了文学史，但其本身并未危及士大夫文学的生态位，反而恰恰因这些士大夫们（依据自身审美标准）的辑录，使我们拥有了一个远为立体、丰富的中国文学传统。将这一历史情境与今日事实类比，认为短视频的流行会使得“深度思考”能力在范围与时间上出现双重丧失的论调，于我个人而言，这根本上是一个伪命题。

二、“深度思考”之辩难，与作为一种必要训练的“分神”

是时候厘清一下“深度思考”之“深度”的界定了。我对此处的“深度”持有一种近乎唯名论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在个体生活经验之范围和限度的层次上考虑“深度”的界定，而试图寻求一种价值论排序意义上的“深度”，那么这样得到的“深度”若非无法成立，至少于真实生活境遇而言也是全无益处的。简而言之，思维的“深度”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性的、且依赖于个体经验范围的属性。当我们谈及某一想法或某一思维活动是否深刻时，无法避开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是谁在思考？第二，TA 是在何种经验背景下进行思考的？第三，这一思考给 TA 带来了什么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深度思考”，无非就是那些能突破该思维主体当前经验限度的思考。一个常年限于家庭矛盾的人，偶然刷到一个关于非暴力沟通的短视频，若他为其中一句人尽皆知的话点醒，继而对自己多年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反思，那么这种反思于其生活实践而言的“深度”是不容置喙的。并不存在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深度思考”，它只不过是一种发生在个体经验中的“事件”，而非先验地内在于某个对象的属性。

不过，我并非是说不同思考活动之间并不存在质性差异。换句话说，我无意抹平观看《亮剑》电视剧和阅读《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更未主张二者在价值上的等同。恰恰相反，我认为康德哲学与短视频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我说明这点。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思考对象（比如康德和短视频）视作规格与用途迥异的工具。康德电钻的功能强大、结构也比螺丝刀更为复杂，但使用门槛毫无疑问也要更高。其设计目标是为了解决一些基础性与结构性的问题，若你是一名装修工或建筑师，则电钻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当然，短视频螺丝刀轻便、易用，使用门槛也更低，但没有人会认为螺丝刀与电钻是等同的，更不会有人认为二者可以互相替代。有谁会认为电钻要比螺丝刀“高贵”呢？若我们否认这点的话，又为什么一定要认为思考康德比刷短视频更为可取？康德与短视频之间的差异，在于二者的功能及其与思维者的“生命经验整体”这一具体任务的匹配程度。任何工具的价值都只能在其用途中实现。甚至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看待语言意义之源泉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我们是否普遍丧失了思考康德的能力，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足够丰富的可能性选择，并在这种多样性中允许每个人根据自身的任务去选择最匹配的工具？对短视频的鄙视，某种程度上是在试图将所有人的多样化任务需求强行塞入了单一的解决方案之中去，并否定了思考者的生活本身的正当性。

需要意识到，这类否定论调总无法摆脱自身的位置政治，或者说，任何知识都向来已经是境遇性的知识，都必须将（罗西·布拉伊多蒂意义上的）位置政治纳入其自身之中。位置是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并要求思考者对自身的位置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一个呼喊文学阅读衰亡、深度思考能力退化的文学教授的焦虑；但我也认为，他们总是很难摆脱通过攻击短视频来为自己这一行当的合法性正名的嫌疑。这种批判，与其说为了改善短视频的传播状态，不如说是在视图证明文学在当今时代仍有无可替代的高端价值。然而，这种捍卫方式本身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取向，却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苟同的。感受严肃文学的能力并非一种需要被拯救的高级心智，短视频也不应在此类论战中担负过分的骂名。如果说这里真的有什么需要捍卫的东西，那应当是对多样性与可能性空间的捍卫，而非某种高级能力。对位置政治的意识，不是为了让我们固守于各自的战壕中相互攻讦，而是意在使我们寻求跨越不同位置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要从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方面寻找出路。

短视频毫无疑问在对我们当下的时代产生某种集体性的影响，我们无法因为目前的科学实证研究尚未证明其长期性和持久性，就否认它的存在。科学界至今识别出的主要风险，也并非是技术本身对所有人的普遍危害（恰恰是这点反而被许多人文学者不假思索地接受），而是部分用户（通常是那些本身存在着某些“问题”的群体）在与技术频繁接触时的确会发展出一种病理性的关系。也就是说，短视频对我们的影响未必以病症的形式直接表现，而更近似于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处于溶液中的社会经验”—— 一种尚未成文、尚未被固定下来，却又为我们所共有的集体感觉。这种感受的实在性是无法否认的。不过，我反对短视频普遍弱化人的思考能力的论调，不代表我不承认短视频正在改变我们的集体注意力结构。我们的确收获了对于更为短暂、强力的刺激的偏好。一个共识在于：短视频平台的设计本身就利用了强大的神经生物学奖赏机制，这一机制天然地促进了一种由外部刺激驱动的、碎片化的注意力模式。多巴胺系统如何强化那些会导致奖赏的行为，已是一个被充分验证的因果机制，而短视频平台正是让用户通过不断滑动来获取那些可能带来巨大愉悦感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行为强化。但是，这种注意力结构的变迁依然需要被历史地审视。

早在瓦尔特·本雅明那时，他就已经开始哀叹“光晕”（Aura）的消逝。但是学术界之外对“光晕”的运用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误解，即将之理解为某对象本身固有的一种神秘属性。需要明确：本雅明意义上的“光晕”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本体论范畴。他之所以对光晕的消逝无法释怀，除去其审美感性的偏好之外，更多的是为了查明现代技术给他那一时代的知觉结构带来的变化。简而言之，光晕之所以消逝，是因为技术复制改变了人置身于世界之中的整体知觉结构，而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了光晕的消亡。对本雅明而言，前现代的经验是一种连续的、有积累与沉淀的“Erfahrung”（一般译为“经验”），而现代都市生活则摧毁了这种手工艺人式的知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体验”模式，即 Erlebnis。Erfahrung 对应于源远流长的故事，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而 Erlebnis 则对应于震惊性的事件，从急遽变化的匿名世界中远道而来，给主体以强烈一击。震惊式的体验不需要传统，也不需要 Erfahrung 的有机性。这一知觉模式的变迁一直延续至今，并在短视频平台的流行中得到了最为极致的体现。

短视频的风靡的确极大地加剧了本雅明所谓的“Erlebnis”在我们整体的知觉结构中的位置。这方面的文献从科学到哲学也几乎可谓汗牛充栋，复述它们并非本文任务。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论，这类短平快的反馈内容自古至今都存在着，且历来是大众内容消费的主流；且“短”并不意味着“浅”，而“深”的范围也需依据个体生命经验及其效果界定。但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即便是这样的本雅明，也依然坚持着一种历史的辩证观，意图肯定这类技术的解放潜能。新技术的确摧毁了连续性的经验，这不啻于一场灾难，但正是这种摧毁，为一种全新的、面向大众的、具有政治解放潜能的艺术与历史意识创造了条件。甚至，本雅明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破坏型性格”的化身：“他将存在之物化为瓦砾，不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那条穿过他的路。”^[10]他正是这样对待当时新兴的电影媒介的：“它使得公众成为检验者——尽管只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检验者。”^[11]这里的“心不在焉”至关重要，它是一个人适应现代生活的必要训练，而非纯粹的缺陷。同样地，本雅明也提到：

“消遣娱乐的人同样可以形成习惯。不止于此，在消遣状态中把握某项任务的能力还证明他们的解决是一种习惯的东西。[……] 消遣正在艺术的所有领域里变得日益引人注意，并在统觉中变成了一场深刻变化的征候，这种状态下的接受在电影里找到了它真正的活动方式。”[12]

此意即，现代大众不再是孤立的沉思者，而是在集体中以一种 “消遣” 或 “分神”（Zerstreuung）中来接受艺术——甚至其他内容。此处的“消遣”为“分神”的同义，也是“专注”的反义。分神并非一种纯粹负面的状态，它恰恰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基本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分神状态下，人们依然可以完成复杂的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习惯。譬如，我们正是以分神的方式真正地了解了建筑 —— 我们并非通过专注地对一座大楼进行沉思而学会如何在其中生活的，而是在日常的使用和漫不经心的瞥视中，通过一种近乎无意识的触觉性方式，将之融入了我们的习惯中。对本雅明那个时代而言，电影正是这种消遣/分神式接受的完美体现。在今日，如若没有分神的能力，或我们的注意力结构并非当下这种分散而多元的样态，我们则很有可能无法适应如今已被技术与速度支配的现代生活。换句话说，电影（或者今日的短视频）亦是对公众感知结构的一种现代性训练，继而将艺术生产和文化生产进行了民主化。后者就此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的沉思对象，而变成了大众进行批判性训练的场所。这样一来，艺术就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在短视频时代，电影中的快速剪辑和镜头的持续运动当然并未消失，但在日常感知训练的层面上，则逐渐让位给了短视频间无缝却又突兀的滑动切换。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本身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

最近几日围绕蔡国强的争端或可为一证。短视频因其传播迅速——有时甚至太过迅速了——使其本身成为了一种新的公共舞台。政治信息成了向我们扑面而来者，并无缝地融入了滑动屏幕这一动作中。在线联结或许能成为新的集群组织形式，这方面已有不少人类学研究可资参考。此处值得考虑的是某种被快速传播的“偏见”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或者说，推荐算法是否会导致我们的极化？看起来，算法为每个人量身定制，创造了一个充满偏见的信息宇宙，并且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偏见。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宇宙，一个人接触到的观点究竟是会更为多元，还是更为单一？在实际研究中，信息茧房的存在与否，似乎更多是一个研究方法或测量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可普遍适用的现实。换言之，通过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交网络结构，则可得出支持信息茧房存在的结论；而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则可以发现那些社交媒体用户所接触到的观点要远比非社交媒体用户更为多元。^[13]在一种流行看法中，短视频平台充斥着各种失真、低质量的内容， 而这种失真内容的泛滥会进一步加剧现实中的极化与分裂。但是，我们也能找到反例。有研究者通过改变 9000 名 Youtube 用户的推荐算法的方式发现：尽管算法操纵的确能改变用户的消费内容，但在短期内，并未对用户的政治态度产生任何可见的极化效应。^[14]换句话说，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能力并不由短视频的推送决定。而且可以说，无论哪个时代，对偏见的寻求永远会胜过对真相事实的追寻冲动。因为后者意味着对多方立场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更为艰苦、更为漫长的法证探索。毫无疑问，沉思与探求真相的能力，均是一种有待训练的能力，而非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三、余论

总之，我绝不是在全方位地为短视频辩护，更不是为短视频大行其道而唱赞歌。必须承认，我本人几乎无法从“刷短视频”这个行为中获得任何乐趣，也没有使用抖音和快手的习惯。我的出发点在于：我们需要为短视频的“罪过”划定一个合理的限度，而非简单地将之当做某种可轮换的替罪羊 —— 有许多文化产品都占据过这个位置，以前是电脑游戏，未来则可能是 AI。我同样不认同“脑腐”这种未经验证的生物学决定论，以及将现实因果性与统计学相关性混为一谈的做法。支持后者的人，常常打着深度思考的名义攻击历史上始终在场并满富生机的通俗文化，而本身的思考程度却非常有限，甚至堕落为了一种怀旧的精英姿态，并以清醒的批判者和疗救者自居。近几年，各大高校的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不少人文学科的老师们在致辞时都对这种流行文化表现出一种不加分辨的敌意。这甚至使我怀疑，持此论调的文化精英们到底是不假思索地拿着历史文献套用当代现实，还是他们真的经过了一番严肃思考并发自内心地认为我们的确存在这种危机？对我而言，他们所呼吁的深度思考，并非一种已被我们整体地、全局性地丧失掉的能力，因为价值论意义上的深度从未被我们整体地拥有过，而实用主义意义上的深度（如我前文所述的）又尚未被我们认可为一种共识。

我承认，短视频的流行加剧了我们注意力的分裂状态，它的确使我们不再像千百年前那般整日只专注于一两件事，但这并非一种单纯的丧失。这种变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为适应现代生活而生的持续训练，且仍然能够产生新的政治潜能与美学形式。如果说这里真的有什么需要捍卫，那绝非对文学与哲学意义上对过往文本的沉思能力，而是对“情境”（situation）的敏感性，以及更重要的——对整体性的把握能力。这种整体性，我在《为通俗生活一辩》中已多有论述。应对短视频危害背后所存在的真实焦虑的应有出路，并非反对短视频，而应当保卫我们生活的多样性与可能性。这也即一种能灵活地在多个可能性领域中切换的能力，它使人即便被一种劳作状态所拘限，也依然能够意识到一个全局性整体的存在，甚至因此获得一种古典意义上的“闲暇”。^[15]这或许可以被看做某种朝向我们自身心性结构的改良工程，其目的便是发展出一种能在崇高与日常、专注与分神、批判与共情间自如穿梭的游牧式能力，并在这一永无终结的敞开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对位置政治的敏感，以实现更为可靠的共同体。然而，我也承认，这种心性结构上的改良方案若缺失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基本等于天方夜谭。

这也为最近的事情所证明 —— 面对台风“桦加沙”的来袭，大家纷纷慨叹，终于过上了一会略能喘息的生活，尽管其代价是残忍且沉重的。看到这些，我也更加确信一个事实：我们这一时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短视频那里。

四则与“桦加沙”有关的小红书：

注释

[1] Sarner, Moya. “All in the Mind?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Brain Rot.” The Guardian, 29 Jan. 2025, 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5/jan/29/all-in-the-mind-the-surprising-truth-about-brain-rot.

[2] Barton, N., and M. Smyth. “Context-Switching in Short-Form Videos: What Is the Impact on Prospective Memory?” Memory, 24 June 2025, pp. 1-14, doi:10.1080/09658211.2025.2521076.

[3] Brennan, Dan. “What Is Brain Rot?” WebMD, 20 Oct. 2024, www.webmd.com/brain/brain-rot.

[4] Nagata, Jason M., et al. “What We Know about Screen Time and Social Media in Early Adolescence: A Review of Findings from the 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Study.” 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 vol. 37, no. 4, 1 Aug. 2025, pp. 357-64, doi:10.1097/MOP.0000000000001462.

[5] Hartanto, Andree, et al. “Does Social Media Use Increase Depressive Symptoms? A Reverse Causation Perspective.”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vol. 12, 2021, doi:10.3389/fpsyt.2021.641934.

[6] Hasan, Md Kamal. “Digital Multitasking and Hyperactivity: Unveiling the Hidden Costs to Brain Health.” Annals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vol. 86, no. 11, 18 Sept. 2024, pp. 6371-73, doi:10.1097/MS9.0000000000002576.

[7] [古希腊] 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35 页。

[8] 朱刚著：《中国文学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188 页。

[9] 同上，第 46 页。

[10] Benjamin, Walter. “The Destructive Character.”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dited by Peter Demetz, Schocken Books, 1978, pp. 301-03.

[11] 这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正文的最后一句话，然而中文翻译不甚明了。在英译本第 241 页中，这句话被表述为：“The public is an examiner, but an absent-minded one.” 参见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Schocken Books, 1968, p. 241.

[12]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262 页。

[13] Hartmann, David,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cho Chamber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izations, Operationalizations, and Varying Outcome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vol. 8, no. 2, 2025, p. 52, doi:10.1007/s42001-024-00287-7.

[14] Liu, N., et al. “Short-Term Exposure to Filter-Bubble Recommendation Systems Has Limited Polarization Effects: Naturalistic Experiments on YouTub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22, no. 8, 2025, doi:10.1073/pnas.2318127122.

[15] 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BU-qYrPt8K25aNuj1NfY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