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语言与日常语言

快毕业了。在跟（哲学）“学术界”打交道的几年里，有些感受愈发明显。其实从几年前甫一接触学术场合时，我就发现，自己很难听懂部分“学术报告”，久而久之对听讲座这件事几乎避之不及。起初我以为，是否是我理解能力不够，导致我听不懂台上报告人精密的论证？但我又发现，总有些人的讲座，我听得津津有味（比如陈嘉映、程乐松、沈语冰、邱晓林、张双利、许煜这样的老师们的），却很少有人说这些人因为讲话清楚，所以没什么思想。可见，讲话清楚易懂和思想的复杂性没有必然关系。而那些站在台上讲话时密不透风、累章叠句的人，平日里说话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讲座答疑和正式报告，仿佛使用了两套语言。前者就是日常聊天的样子，而后者则接近于书面语体的语音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说“我听不懂”，我想更多的是说讲述内容的传达方式问题。我们似乎有一个关于学术交流的基本默契：如果一段话来自一个有资质的学者，我们就默认它背后有实质内容，而解读困难是因为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并非传达方式的问题。于是，当一个人站出来说：“我具有了解你讲述内容的一切背景知识，只是你的方式很难让我在现场跟上”时，对方就可以回应：“如果你真的懂，你应该能跟上。”这话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是它也意味着传达失败的责任永远在接收侧，任何关于清晰度的诉求都会变成能力不足的自我暴露。

至于为何有那么多的人倾向于以非日常的方式讲述问题？我觉得的确就是学术报告的场景乃至整个体制的激励效应。学术报告并非日常交流，没有即时的可理解性的反馈，于是最保险的策略就是：把写好的东西念出来。书面稿至少经过了反复修改、逻辑自洽。一个人不知道底下的观众能否跟上，但至少说的每句话都经得起事后审视。但这个行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段纸面上完全合格的学术论述，念出来后对听众而言就是一条无法暂停也无法回溯的语音流。而学术报告在人文社科的学术文化里，实际上承担的功能并非完全是“让人听懂”，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证明：向同行们证明我真的熟悉这些文献、我可以驾驭这些理论话语，而这些东西又很难用日常口语传达。因为口语天然看起来不像学问。如果一个人的报告太像聊天，同行可能会觉得 ta 不严谨；如果太像论文，听众就会跟不上。很多人在这个避险行为中选了前者，因为同行评价的后果是切切实实的，而听众听不懂的后果往往没那么要紧。这么一看，一个讲得深入浅出的报告，在很多场合（特别是面向公众的场合）里并不一定会受欢迎。因为听众去评价一个讲座的依据，有时候是“我感觉到了什么”，而非“这个人真的讲了什么”。一段密度极高、充满术语嵌套和复杂从句的内容，听众在实时的语流传输里几乎不可能即时完整地解码。但解码失败的体验恰恰构成了内容深刻的证据。原因也在于我前面说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默契：我没听懂，但这个人说得很流畅、很自信，于是一定是我储备不够。这种失败的体验会转换成一种自我满足感：我正靠近某种高于自身的东西。而如果一个人讲话句句都听得懂，观众就没有机会体验那种被知识淹没的崇高感。一个人体验到了解码失败，从而夸赞讲者内容的富于启发，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正面激励，尤其是对观众自己来说：通过对深度的感知，证明了自己是能够接受这种高深的学术讲座的人。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和实际的信息传达效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清晰透明的讲述并不容易，其代价也很明显：要让每句话恰好都落到听众能接收到的位置上，需要很强的语言控制力和对他人的注意力，但这种注意力的特点就是它运作得越好，就越像不存在一样。一个能清晰地讲述问题的人，听起来应该就是陈嘉映老师的表达那样，犹如聊天。聊天在一种默契里和“学术”天然形成张力。因为大多数人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远离日常语言的过程。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语言库里的术语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被作为上升之途体验的过程。于是思想的深度和语言的复杂程度混同了。这个等式很难得到完全的检验。人文学科不像理工科，前者能依赖的工具几乎就只有语言。而这个语言从来就都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一套语言。

我想说的是：不存在一种独立的学术语言。一个学者私下聊天时、上台报告时，说的都是中文，语法规则也都一样，这里发生变化的只是语言的使用方式而已。所有的插入语、句法复杂化、术语替换、句式延展等等，都是发生在同一种语言的内部的。一个人文学科的术语或者思想，原则上总是可以用日常语言重新展开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完全可以用大白话传达，只不过需要很详细才能说清楚而已——尤其是海德格尔为何不使用“人”、“主体”这些现成的日常词的理由。而后者就被浓缩进了“此在”这个非日常词汇的选择之中。人文社科的概念都是高度浓缩的概念（俗称“黑话”），而要把它们展开说，对很多人来说就意味着精确性的丧失。但问题是：浓缩并不自动带来精确性，反之亦然。这些“黑话”历来饱受诟病，然而黑话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经验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必然地要找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一套体系去给予命名。概念是对经验进行描述后产生的结果。即便庞大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也是由于牛顿力学对哲学的威胁而产生的。那些概念本应当是经验的终点和命名，而在后来却变成了经验的起点，用来将一个经验连接到更广阔的概念网络中去。

人文社科的所有学术语言都是从日常语言中生长出来的，其语义关联也是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晦涩和黑话泛滥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它是一种选择，并且始终是一种选择。既是选择，则必有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正当的，比如某些经验的确需要术语予以精确地辨认和命名，以免每次都从头解释，但当晦涩变成一种整体风格时，就有沦落为表达习惯的危险。

不仅不存在一种独立的学术语言，对学术行话的依赖与使用，也会阻止使用者真正地调用到他所习得的学术资源去看待日常世界。俗称“学糊涂了”。我们掌握的那些诊断生活的工具越来越多——什么工具理性、景观社会、现代性、消费社会、大他者、小客体 a——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理解却并可能非但不会因此同步增长，反而有萎缩的风险。这看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恰恰因为术语与借来的材料太过丰富，导致我们很难注意到这点。我们所掌握的术语，究竟是一种由于对经验的疑惑所发出的追问凝结出的结果，还是一种自带权威感的修辞？前者意味着一种近乎谱系学的掌握，后者则只是身份通行证。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思想史上的名家们——以赛亚·伯林也好、列维纳斯也好、谢林也好、黑格尔也好——无一不在诚实地面对着他们所处的世界，也因这种诚实产生的声音而被后代铭记。一个人能够把所有这些知识烂熟于心，我们就惯于称之以“学养深厚”。然而我们在一本百科全书那里感受到的“学养”，和在陈嘉映、程乐松这样的学者身上感受到的“学养”必然是不同的。我想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太多人学了诸多哲学知识，反而不仅仍看不清生活的结构，还被各种知识搞得更加糊涂。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知识和其本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持有性的关系，有如工具箱里的工具一样。Ta 可以通过学习不断地积累更多的工具。而之于另一种情况而言，知识和人并非据有的关系，而已经进入了 ta 自己的生命经验，改变了 ta 看世界的方式。一个人通过与思想的长期相处，经历了某种变化。知识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极为重要，但一旦它带来的变化发生了，它就不再以知识的形式存在了。它会成为一个人感知和回应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会继而重塑一个人的判断力与提问方式。

因此，为什么对人文社科的知识的精细掌握，却有着妨碍 ta 使用这些资源去看待生活世界的危险？因为这些知识，尤其是作为行话的知识，会改变一个人与自身经验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生在学术训练中习得一套术语系统后，这套系统就会在他和他的世界之间形成一个中间层。这一中间层的作用就是归类。归类可使我们免于经验事物的混沌，因此宁可以削减经验丰富性的方式，也要使我们的理性得到暂时的安顿。当这一中间层已经先于任何经验时，术语系统就会抢在感受完成之前预先归置好经验，这个归置的过程之快，快到极难察觉。我想到程乐松老师在一个采访中说的话：

我就是一个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人，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告诉你，但是至于怎么解决，我也不会。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会陷入跟你一样的状态。但我知道我为什么陷入这种状态，这是我唯一的差别。

这是个看起来非常轻易的描述，甚至可能让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其背后需要的努力无法低估。它需要一个人在经历与体验的同时保持分析的能力，但这两者通常情况下是互斥的。此义完全可以用类似“现象学悬置”之类的行话包装一下，但整个人文学科的训练，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想了那么多问题，最终的成果，对我而言也无非就浓缩在上面那段话里：知道自己为什么过成这样。因此一个恰当的起点才能形成，犹如日神精神的极度发达才有可能带来酒神精神的诞生那样。有俗话说：“知道了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我们可能会以此归罪于“道理”本身，然而这里的“道理”即便是一种一手道理，也不负责解决生活的困境。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我们不会因为学习这些东西变得更好，但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过成这样。

程老师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表述，即所谓“二手生活”。对从事学术的人来说，这里的“二手”，我以为就是术语对于经验的宰制。我们以为自己通过术语已经理解了这个东西，但只不过是给它找到了一个归属的格子而已。术语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就是一种预制的理解，而我们又将之当作了自己的判断。每一次归类同时也是对经验的背离，一旦去到了概念所在之处，我们就很难再度回返。

我绝非在否定行话和术语的价值。术语在被创造的时候无不和创造者的感受有直接联系，也因此恰当准确地命名了那一套纷繁复杂的现象。但一旦术语被创造出来，进入了学术知识繁殖的链条后，它就会与这一感受脱钩（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谱系学的训练同样重要）。当此之时，术语就成为了贴标签和归类的工具。这就是行话会阻止人调用学术资源分析日常世界的原因。对我而言，面对经验时，只是诚实地描述它们，直至其澄明到我们能辨认出经验本身、辨认这一经验与那一经验的差异的程度，这就已然足够。命名则不过是这一追问过程中的副产品。

在我看来，人文社科的学术资源的真正内容不是术语，也不是复杂的造句方式，而是这些知识被创造之时所回应的感受与追问。换句话说，是这些“标签“被创造出来之时所回应的活生生的困惑与感受。譬如弗洛伊德的“uncanny”，我们都知道它乃是用于命名那些熟悉之物的再度回返所带来的不安感，但是，为何使我们不安的东西恰恰又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如果这一追问真的进入我们的经验，它就会改变我们日常世界的面目；而如果“uncanny”仅仅作为一个知识库中的术语，它就只会在学术场景中被激活，用来对付那些写论文时作为文字而非经验存在的论证资源。

这就回到了我最初想说的那个内容：不存在一种独立的学术语言，也不存在一种独立的日常语言。我们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用于感受也用于思考的语言。